前面说到1945年9月6日，谢声溢在益阳沙头接受日本4700余人投降，郑重进行了人员和财物的交割签字，却谁也想不到的是：这交割却漏掉一块，那就是日军秘密设在三堡“福和锅厂”仓库群内的一处“慰安妇营”，这里集中了中国妇女30多人，同时还有工作和看守的日方人员26人，因这些人都未纳入日军编制，平时又十分隐秘，故在交接中竟然被日方遗忘了。直到日本鬼子滚出了益阳，益阳人才发现三堡有这么一个所在。 

　　当情况报告给谢声溢时，谢声溢也感到十分意外，但作为专员的他，马上意识到，此事须保密。 

　　这个“保密”，并不是替日本人保面子，乃考虑中国自古是文明礼仪之邦，这种禽兽之事日本人做得出，中国人却说不出。更因为这30多名妇女都是中国人，且还不知日本人是从哪里弄来的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今后让她们回去还如何做人? 

　　据说日本人为了防止慰安妇逃跑，让她们常年赤身裸体，冷了也只是裹床毯子，这样，在看管上也省去了不少人手。但这等丑事如果传出去，老百姓跑去或围观或议论，伤了益阳风化不说，更主要的是，这些受尽了日本士兵蹂躏的姐妹，在精神上将会再次受到创伤。所以，谢声溢作为堂堂的中国男人，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替她们保密。 

　　不过，最好的保密是迅速处理，让这60多名男女回到各自该回的地方去，这样就能化有形于无形。于是，谢声溢除了将县长何珍吾找来，还邀请了几位有声望的人士开了个碰头会，让大家讨论，怎么将他们尽快各回各家，一走了事? 

　　谁知，这些有名望的士绅和他的想法不一样。 

　　豫章中学校长李维新拿出一张不知从何处得来的上海报纸，上面登了几幅法国光复后，那些德军“慰安妇”被脱光衣服，剃成光头，市民对她们或吐唾沫，或捏奶子的照片，说：我认为对三堡这批慰安妇也可这般处理，以解益阳被日本人扔炸弹、丢燃烧弹的恨。 

　　而县长何珍吾似乎心理更阴暗。他说：这反正都是慰安妇，让日本人快活了那么久，我看，也让益阳人开开眼，让她们游街示众后，再将她们哄散了事，让她们自生自灭去吧!至于那些男的，也作战俘放回去算了。 

　　这时，信义中学校长陈开源开口了。按说，这位为挪威人办学的校长，应该会像那些法国人一样激进，或至少会为何县长帮腔，但他一开口却是：岂有此理!你堂堂县长，让30多名赤身裸体的女人在益阳游街，你以为侮辱的是她们?你侮辱的是我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之脸面!日本人无耻，难道我们也不要脸? 

　　何县长被他一呛，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想据理力争。这时谢声溢双手一压，站了起来，满脸严肃而又愧疚地说： 

　　你们不是军人，我不怪你们，作为一名军人，我未曾保护好自己的姊妹，让她们被日本人抓来蹂躏，这本身就是我们军人的耻辱，或至少也是我们的责任。今日本人投降了，她们是多么盼望回家，过上新的生活，而我们怎么能再往她们伤口上撒盐?法国人侮辱他们的妇女，具体情况我不知道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是泱泱五千年文明大国，怎能在这个问题上去学红毛子，侮辱我们的姐妹，并伤风化?这里，我决定了：先由益阳县财政拨款，何县长亲自安排，视其路程远近，每人发三到五块大洋，秘密遣散，不得张扬。至于那26名日本男人，这里有个军事任务要执行，我另有安排。 

　　散会前，谢声溢又宣布：今天这个会，还有这个慰安妇的事，谁说出去，或弄得这些妇女日后不好做人，我军法从事! 

　　不过，这批慰安妇中有一人作了特殊处理，那就是伍柳香。 

　　五柳香，河南人，乃因“跑鬼子”，从河南迁来益阳豫章中学读书，是该校有名的校花。1944年6月益阳沦陷，17岁的她便被日本司令部选中，成了日军城防司令、也就是后来那个投降签字的三星大佐的专用妓女，住在龙山港日军司令部的小楼内，烫发围裘高跟鞋，蓝丹士林裹旗袍，常随司令官出席各类社交场合，其照片也多次出现在汪伪办的报刊上。日军投降时，不知怎么却将她塞进了慰安妇营。 

　　谢声溢认为，此女显然不属慰安妇，不在放行回家的范畴，但也不宜以汉奸罪论处，便将她交给陈开源校长，要他找了挪威信义会，将她发配到安化青石山麻风医院当护士。1951年挪威人回国后，伍柳香也因此交给益阳市公安局处理，最后被安排到常德万金障劳改农场医院做护士。 

　　至于其他慰安妇，则在谢声溢“秘密遣散、不得张扬”的密令下，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各自的家乡，化有形与无形了。这也是过去几十年，为什么国内有许多慰安妇不断起诉日本政府，要求赔偿，而唯独益阳没有人声张的缘由。 

　　慰安妇问题处理得悄无声息，乃至绝大部分益阳人都不知道，但那26名遗留下来的日本人，绝大部分益阳人都知道，谢声溢将他们派到汽车路渡口开轮渡去了。 

　　乃因为，抗战一结束，谢声溢就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密令：中央政府返都南京，须保证渝沪路益阳段畅通，尤其是渡口须安全顺利。国府返都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但益阳渡口之安全顺利，则是大事中的一件难事。因为当时的“渝沪路”，即现在的319国道，虽1935年就通车了，但益阳城内的这个渡口，却一直是人力摇撸，乃至当年国府西迁重庆时，不知在此捱了多少时日。现如今日本投降了，益阳方面也缴获了多艘汽艇与轮船，难道还撑篙摇撸不成?于是谢声溢想到了这些日本人。 

　　原来，这留在“慰安妇营”的二十多名日本人，有一半是原来益阳“日昌”轮船客运公司的员工，在益阳工作10多年了。1941年冬，中国军队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寇大决战，我们益阳的何宣将军配合杜律明取得了这次大战的胜利，但中国军方也死伤不少，其中大量是益阳好儿郎。当这些牺牲者的亲人在1942年春节前接到“光荣烈属证”后，不约而同将仇恨发泄到日昌公司的职员身上。当“日昌”号客轮在陈婆洲靠岸时，亲属们一拥而上，见东西就砸，见人就打，将一船乘客吓跑了不说，日籍水手也不知所踪。 

　　这些水手没有走远，到1944年益阳沦陷，不知怎么又被日军笼络回来了。大概因为他们熟悉益阳的风土人情，加上在客轮上练就的服务技能，于是，便被日军司令部安排到“慰安妇营”，除一部分仍开轮船外，其余便烧菜煮饭、端茶送水、打扫卫生，为司令部和慰安妇营后勤的干活。不过因这些人不在军队编制，所以投降移交时，将他们遗忘在了益阳，颇有丧家犬之况味也! 

　　但此刻谢声溢却将他们召拢来，开了个茶话会。考虑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听得懂益阳话，有的还是“益阳通”，谢专员便用益阳话说： 

　　诸位：今天将大家请来，一是请你们喝杯益阳的绿茶，吃点益阳的瓜子和花生;二是请你们为我们益阳帮两个小忙。 

　　这些被日本军队抛弃的日本员工，原以为中国人会将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，没想到这位中国将军居然以礼相待，请他们帮忙，于是全体起立，来了个整齐的九十度鞠躬，只是在语言表达上，有的说“嗨!”有的说“遵命”! 

　　请他们帮忙的两件事，一是开轮渡，时间三个月，除了将中央政府各部门官员送至资江南岸，还有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上海等省市政府机关的部分人员和物资，也走益阳，须护送过河。二是每位大副、机手和技师都要带一个徒弟，并保证他们三个月之后能独立作业。自然，这两件事让全体日本人又大大松了口气，这全是他们饭碗里的事，不难，不难。于是又是一番九十度行礼，“嗨”声连连，“遵命”不断! 

　　但实际操作却又遇到了难题，那就是谁能保证这些日本人的安全? 

　　派军队，难免会引起老百姓的误会。过去，日本人欺负益阳老百姓，现在光复了，中国的军队还护着这些鬼子，不许我们报仇，这不是恩怨不分，沆瀣一气吗? 

　　既然武装保护不行，那么，用文的呢?谢声溢马上想到了两个学校的校长，一是豫章中学的李维新，一是信义中学的陈开源，要他俩分别带领一批学生，分守在北岸和南岸，保证日本船员的安全。 

　　(益阳汽车路北岸1945年9月民国政府东迁过渡照片) 

　　两位校长来了后，谢声溢还请陈开源以政府的名义写了一张“安民告示”，张贴于渡口的两边。告示是这样写的： 

　　益阳的父老乡亲，兄弟姊妹：今日本人已经投降，现有反战的日本义士与我民族同心同德，助我益阳开汽轮载汽车之轮渡，渡我国民政府军士东进收复失地。日本义士非军人，乃劳苦工匠或劳工，今本着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心愿，不仅以其技艺助我开轮渡，同时也以其匠心授我益阳民众之技艺。望我益阳父老乡亲，能明事理，辨良莠，不要阻扰政府大军东进之道，否则，便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汉奸行径，为世人所不齿也! 

　　这张告示，一式多份，两岸广为张贴，还由学生用大喇叭宣读。此举自然得到了多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，但还是有少数死者亲属不解恨，一见到渡船靠岸，就投掷石头和泥块，但马上遭到学生和其他人的劝说。一个月后，学生保护解除了;两个月后，许多徒弟与日本师傅结成了好友，还纷纷请到家里去喝酒;三个月后，有六个日本船员与益阳姑娘谈婚论嫁，以致后来完成任务后都不肯离去，在益阳成家立业了。直到1951年解放后，市公安局才接到上级指示，将这六名日本人礼送回国。 

　　由于有了谢声溢这番举措，益阳的汽车轮渡，从1945年9月改人力摇撸为汽轮助推后，一直沿用到1975年益阳大桥建成。后虽不渡汽车了，但还运载人力板车，又持续到1990年代末。当然这是后话，此处且按下不表。(未完待续)